苕溪漁隱叢話后集 校點后記

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二十二寫道：“《漁隱叢話》六十卷，后集四十卷，新安胡仔元任撰，待制舜陟之子，居湖州，自號苕溪漁隱。”舜陟，字汝明，徽州績溪人，《宋史》卷三百七十八有傳。是胡仔原籍徽州，后寄居湖州。本書前集卷五十五寫道：“余卜居苕溪，日以漁釣自適，因自稱苕溪漁隱?！薄稘O隱詩評叢話前集自序》署年為戊辰春三月上巳，即紹興十八年，當公元一一四八年；《后集自序》署年為丁亥中秋日，即乾道三年，當公元一一六七年；前后兩集的纂集，相去約二十年。先是宣和五年(一一二三)，阮閱撰《詩總》(后人改編為《詩話總龜》)，由于當時黨禁未開，因之元祐諸家，都未加收錄。胡仔“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，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，可以發(fā)明詩句，及增益見聞者，纂為一集，凡《詩總》所有，此不復纂集，庶免重復”(《前集自序》)。則是此書，實和《詩總》相輔而行，彼此可以補充?！对娍偂肥且允路珠T，《叢話》是以人分類。以事分門，或事無所歸，或詩無所屬，這樣，便在具體處理時帶來不少困難；以人分類，不僅解決了上面兩種困難，并且還可以因人與人的關系，物與物的牽連，從而由某甲以及某乙，由此物以及彼物，很自然地把作家與作品、作品與本事有骨有肉地結合在一起，可以幫助讀者的聯(lián)想和探索。如后集卷十四論李義山《華清宮詩》，便舉崔魯《華清宮詩》來比較，論王建《宮詞》，便舉花蕊夫人《宮詞》來比較；又如前集卷十六論韓退之《聽琴詩》，便舉古今詩人聽琴、阮、琵琶、箏、瑟的作品來相比較；前集卷四十九因王直方論黃山谷《蠟梅詩》，便舉蘇東坡和自己的作品來相比較：這樣地處理資料，使得詩話的編寫工作，又向前發(fā)展一步。稍后于胡仔的南宋人計有功所撰的《唐詩紀事》、尤袤所撰的《全唐詩話》，都繼承了這種以人分類的形式。《叢話》的纂集，不是作材枓的堆積，而是有所抉擇的?！肚凹孕颉穼懙溃骸耙辉姸湔f者，則類次為一，間為折衷之，又因以余舊所聞見，為說以附益之?！薄秴苍挕穼τ谧髌罚诵燎诘厮鸭叭藦母鞣N角度去分析研究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的成果外，有時還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表示自己的態(tài)度。如論述陶潛詩，不取鐘嶸的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”之說，而取蕭統(tǒng)“語時事則指而可想，論懷抱則曠而且真”之說，可見《叢話》評詩，不是純客觀主義的。《叢話》全書重點放在李杜和蘇黃四家，以為“皆集詩之大成者”(后集自序)，而尤著重于杜甫和蘇軾，這完全合乎歷史現(xiàn)實的發(fā)展的。全書評述杜詩的有十三卷，評述蘇詩的有十四卷，共二十七卷，約占全書卷數(shù)四分之一而強。由于“老杜于詩學，世以謂前無古人，后無來者”(前集卷九)，于是胡仔揭橥自己纂集《叢話》的意圖，《叢話前集》卷十四寫道：“余纂集《叢話》，蓋以子美之詩為宗。”卷四十九寫道：“余為是說，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，則兩得之矣。”因之，《叢話》的纂集，就不是僅僅停留在就詩論詩了。

宗師少陵的提法，也有較為進步的觀點。前集卷十四引陳輔之《詩話》寫道：“荊公嘗言：‘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，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?！焕钯澔试疲骸┲屣L明月，四時常有，而光景常新。’又似不乏也。”對于遺產(chǎn)，貴創(chuàng)新反因襲，這是貫穿全書的主導思想。前集卷四十九引宋子京《筆記》云：“文章必自名一家，然后可以傳不朽。若體規(guī)畫圓，準方作矩，終為人之臣仆。古人譏屋下架屋，信然。陸機曰：‘謝朝花于已披，啟夕秀于未振?！n愈曰：‘惟陳言之務去?！四藶槲闹！焙须S即提出自己的見解寫道：“學詩亦然。若循習陳言，規(guī)摹舊作，不能變化，自出新意，亦何以名家？魯直詩云：‘隨人作計終后人?！衷疲骸恼伦罴呻S人后?！\至論也?！本唧w接觸到作品時，如前集卷五十七載福州僧之學李義山詩，則斥為“所謂屋下架屋者，非不經(jīng)人道語，不足貴也?！比绾蠹硎d天隨子的《自遣》和《古意》，則譽為“皆思新語奇，不襲前人”。

繼承詩話遺產(chǎn)，把古人作品，加以恰如其分的分析與批判，對于發(fā)展新的創(chuàng)作來說，無疑地會起著借鑒作用。《叢話》對于前人作品，從一字的推敲，到一篇的經(jīng)營，都比較具體地指出是楷模，還是病累。同時，對于作家的生活實踐，以及作品的素材積累，也都比較具體的道出了他們的寫作甘苦和學習方法。因之，《叢話》對于學詩來說，在過去曾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宋末詩人兼文學理論批評家方回作《漁隱叢話考》寫道：“回幼好之，……晝夕窺觀，學詩實自此始?！笨梢姶藭挠绊?。由于作者是封建士大夫，不能不受階級和時代的局限，因之，不少看法是片面甚至錯誤的。對詩讖的無稽之談，作者引錄了別人的反對意見加以猛烈抨擊，又歷舉事實一再反駁詩讖之說的荒謬，但他卻又說：“人之得失生死，自有定數(shù)，豈容前逃，烏得以讖言之，何不達理如此，乃庸俗之論也?！?span id="999stdd" class='zhushi_link'>(前集卷四十)以唯心的觀點批判唯心的觀點，也就不可避免地同樣落入“庸俗”之論，書中收集了不少“鬼詩”，在《緇黃雜記》和《神仙雜記》里，也有不少迷信事跡的靈異的記載，這和作者所持的唯心觀點，顯然是一脈相通的。其次，他強調(diào)詩歌創(chuàng)作是“光景常新”，只要“日鍛月煉”，自能獨辟前人未到之蹊徑，同時卻又宣揚李、杜、蘇、黃“后無來者”，“人固無及”；前后的觀點，相互有矛盾。此外，一些評論也不無偏頗之處。他認為白居易“詩至于老嫗解，烏得成詩”(前集卷八)；對于聶夷中的作品，只稱贊《詠田家詩》“數(shù)語最佳，其余雖有諷刺，亦俚甚矣”(前集卷二十四)。顯而易見，作者是流露了輕視詩歌語言淺俗的態(tài)度。這些不正確的見解，反映在書中，不一而足，需要我們在吸取精華的同時，給予細致地剔除。

《苕溪漁隱叢話》通行的有清乾隆五年至六年(一七四○—一七四一)楊佑啟耘經(jīng)樓依宋版重雕本，今即據(jù)為底本，校以北京圖書館藏殘宋本(即耘經(jīng)樓所依本，殘存前集卷十五至四十五，卷一至十四配明鈔本)，北京大學藏殘宋本(此另一宋本，殘存后集卷一至二、卷五至四十，共三十八卷。由于這兩種宋本，一殘存前集，一殘存后集，不相混雜，今都稱為宋本)，及元翠巖精舍校定鼎新重刊本(殘存前集卷一至五十，今稱為元本)，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(一五二八)徐梁鈔本(今稱為徐鈔本)，及傅增湘校三種明鈔本(一，故宮博物院景陽宮藏明藍格鈔本，殘存前集卷六至三十五、卷四十一至五十五，后集卷六至三十五，共七十五卷，卷末有“按察司書吏唐天桂謄寫”一行，板心有“石林書屋”四字；二，宋牧仲家藏明鈔殘本，殘存卷數(shù)不明，傅校于后集卷一、卷三十六、卷三十七曾出此本；三，徐梧生家藏明紅格鈔殘本，殘存卷數(shù)不明，傅校于前集卷五十六、卷五十八曾出此本。傅校于每卷末有時記用何本校，其校有一校二校乃至三校的，唯都用朱筆，無法識別，今統(tǒng)稱之為明鈔本)，和傅增湘校兩種舊抄本(一，傅增湘藏本，存前集一至五卷；二，故宮博物院藏本，存前集卷五、卷三十六至四十一、卷五十至六十，共十八卷。傅增湘認為兩殘本似即一書，筆法頗類錢叔寶。今統(tǒng)稱為舊鈔本)。用各本對校，還有不能解決問題的，就用理校法處理；仍注明原來誤字，以資考訂。校點者廖德明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