漢宮秋 后　記

馬致遠，號東籬，大都人，元曲四大家之一。他生活于十三世紀下半葉到十四世紀初年，曾任江浙行省務官，加入“元貞書會”，創(chuàng)作雜劇十三種，現(xiàn)存八種。他的散曲近人輯為《東籬樂府》一卷，收小令一百零件首，套數(shù)十七套。作為一個深受民族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，馬致遠對漢族國家的滅亡，懷抱深切的哀痛，對蒙古貴族歧視、壓迫和掠奪漢人的政策郁結著難言的悲憤。但當時元朝的統(tǒng)治正日趨鞏固，這種強烈的民族感情不能坦率地表白，只好“借古人酒杯，澆自己的塊壘”，通過昭君出塞這個歷史題材曲折地宣泄出來。

昭君出塞和親的史實，載于《漢書》的《元帝本紀》、《匈奴傳》和《后漢書·南匈奴傳》。東漢以后，幾乎每個朝代都有詠嘆昭君的文學作品出現(xiàn)，僅詩歌就有六百多首，戲劇也有二十多種。比較重要的，有漢代托名王嬙寫的《昭君怨》歌辭，晉、宋間石崇作的《王明君辭》，以及相傳為葛洪編的《西京雜記》里的《王嬙》，等等。唐、宋時同類題材的詩篇就更多。歷史上的王昭君雖只有一個，她的藝術形象卻千姿百態(tài)，后代的作家往往借用歷史題材反映現(xiàn)實生活，表達自己同時代人的思想感情。明以后的昭君戲，尚有陳與郊的《昭君出塞》，無名氏的《和戎記》、《青冢記》。清代有薛旦的《昭君夢》，尤侗的《吊琵琶》，周文泉的《琵琶語》等，成就都遠不及《漢宮秋》。可以說，《漢宮秋》是歷代昭君故事中一枝色彩璀璨的鮮花，它以個性化的人物、宏麗的場景、新穎的主題出類拔萃，成為古代悲劇的一種杰作?！稘h宮秋》和同類題材的作品相比，最顯著的區(qū)別在于它對和親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的描寫。歷史上昭君的出塞和親，是在漢強胡弱、呼韓邪和元帝稱臣的形勢下安排的。這一決策加強了兩族的團結，確保彼此的安全，是令人鼓舞的一件盛事。歷代傳誦的故事盡管人物情節(jié)千變萬化，胡漢雙方的陣勢幾乎始終如一，只有唐代的《昭君變文》把單于寫得相當強大，足與漢王室相抗衡。到了馬致遠的筆下，雙方的力量出現(xiàn)逆轉，匈奴方面倚勢要挾，漢王室則忍辱屈從，這種胡強漢弱的形勢，改變了和親的性質，也導致作品主題、人物和情節(jié)的大幅度改變。

過去同類題材的作品均以昭君為中心人物?；虬洳挥觯瑧z其遠別；或頌其美貌，嘉其膽識?！稘h宮秋》則一反傳統(tǒng)，以漢元帝為中心人物，別出心裁地虛構了他和昭君從相遇、熱戀到生離死別的愛情波折，作為貫穿全劇的線索。又塑造了一味阿諛逢迎的中大夫毛延壽、只會“山呼萬歲”的尚書五鹿充宗的形象。把匈奴的強盛驕橫、漢王室的荏弱衰竭同時搬上舞臺。這就把悲劇的主題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由抒寫個人命運的不幸擴大而為描繪整個民族的屈辱苦難，使作品成為一幅具有時代特征的悲劇畫卷。

如果認為馬致遠選擇漢元帝為悲劇的主人公，僅僅是因為他擅長寫末本戲，那是不夠全面的。這個新的藝術構思同創(chuàng)作動機密切相關，作家的企圖顯然是通過這出悲劇，揭示民族衰敗的原因，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，他的目光不能不轉移到漢族統(tǒng)治集團成員的身上。因為在作家看來，以皇帝為中心的朝廷，正是這一場民族災難的罪魁禍首。分析《漢宮秋》登臺的角色，可以窺見這個意圖：元帝沉緬聲色，怠于政事，信用奸邪佞諂之人；五鹿充宗、毛延壽等文臣武將竊取高官厚祿，在其位而不謀其政，一旦國難當頭，或諉過卸責，或賣國求榮。這就是作家對導致民族危亡那些腐朽作風的揭露和鞭笞！值得注意的是，盡管漢元帝、五鹿充宗在歷史上實有其人，馬致遠并沒有照搬史實，卻重新作了一番藝術概括。他主要的生活根據(jù)自然是不久前覆亡的金王朝和南宋王朝，但由于作家歷史知識的豐富，藝術技巧的熟練，他取材的范圍并不限于一時一地，歷代王朝末日的種種情狀，都成了他潑墨走筆時的摹本。這就使他所塑造的角色充分典型化，舞臺演出實際上成了封建社會末代王朝的真實寫照。因此不僅是元代，而且明清以來的觀眾在欣賞《漢宮秋》一劇時，都因其中的人物情節(jié)畢肖現(xiàn)實而引起強烈的共鳴?！稘h宮秋》并不是一出以情節(jié)取勝的悲劇，它的戲劇沖突在第二折就基本解決了，第三折是個尾聲。但觀眾歷來并不以看到了矛盾的解決為滿足，還要傾聽第三折《梅花酒》、《收江南》等膾炙人口的曲子，細味第四折漢元帝被失偶孤雁喚醒后一整套抒情的唱段。因為品味曲詞和音樂原是我國古典戲劇欣賞的一個重要內容。元代的戲曲是吸收了唐詩鏗鏘的韻律、宋詞悠揚的樂調，匯合人物和情節(jié)深鑄成的獨特藝術形式。馬致遠是向來為人稱道的文采派作家，《漢宮秋》的曲詞不但文思精妙，文采斐然，尤擅長于把外界景物的描寫同人物內心感情的抒發(fā)融為一體，因景生情，以情化景，兼以音樂導引，觀眾便如入幻境，陶醉其間，獲得奇妙的藝術享受。

本劇以臧懋循編的《元曲選》為底本，以陳與郊編的《古名家雜劇》和孟稱舜評點的《古今名劇合選·酹江集》為校本。